前言
现在，“讲话者”和“讨论者”变成了“过路者”和“问话者”，那些善良的人们整天都在谈论那些诱使我们相信塑造了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的童年，我们所处地方的环境，我们的穿着，最近有关战争的、疾病和股票市场的新闻。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组成了我们，但是还有一些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东西使我们走得更为深远。
惠特曼与亨利·戴维·梭罗分享了这个令人极为关注的问题——琐事，我们称之为“新闻”的东西侵蚀生活的方式。梭罗在《没有原则的生活》中写到：“当我们不再有‘内心性’的和‘私人性’的生活时，对话就退化成仅仅是闲话了。”我们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们的新闻要么是他从报纸上读来的，要么是从他的邻居那里听来的，在极大程度上，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之间仅有的差别是他已经读过了报纸，或者出去喝茶了，而我们没有。依照我们“内心性”生活缺失的程度，我们更加频繁和拼命地去邮局。你可能依赖那个总是能从邮局取走最多信件的可怜通信员，为他频繁的通信感到骄傲，但他很久没有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了。”在这一部分中，惠特曼肯定了他现在听从自己内心声音、进入自己“内心性”世界的渴望，这也就是他所称的“我自己”。
我们总是被想把我们拉进他们自己所信仰和关心的事情中的人所包围。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也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试图穿透“语言学家”和“雄辩家”辩词的迷雾——他们用语言使生活复杂化，并通过使我们卷入那些占据大多数人生活的琐碎争吵中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现在，虽然诗人邀请我们去接触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部分，它与那些总是驱使我们从对自己的关注中转移出来的力量是不同的。
惠特曼在这里用词藻塑造了一个和其《草叶集》第一版卷首的诗人雕像相匹配的诗人形象，诗人有着工人阶层的装束，戴着帽子，两手叉腰，他富有穿透力的目光使读者难忘——这是一个“感到有趣，自满，怜悯，无所事事，单一”的男人，这个男人“俯视，直立，或屈臂搭在一无形而可靠的臂托上”。惠特曼说，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同时置身于局内或局外，观望着，猜测着”。梭罗通过远离人群而寻找他自己内在的自我，惠特曼和他不一样，他通过仔细观察他周边的都市环境来寻找内在的自我，学习怎样完全吸收它又同时远离它，学习“在一旁观看而等候”，给自己时间看那些值得看的东西。我不是在自然中寻找“我自己”，而是在每天遇到的群众中寻找，每天遇见的人会促使他拓展关于他是谁的观念。
过路的和问话的人们包围了我，
我遇见些什么人，我早年的生活，我住在什么地区，什么城市或国家对我的影响，
最近的几个重要日期、发现、发明、会社、新老作家，
我的伙食、服装、交游、容貌、向谁表示敬意、义务，
我所爱的某一男子或女子是否确实对我冷淡或只是我的想象，
家人或我自己患病，助长了歪风，失去或缺少银钱，灰心丧志或得意忘形，
交锋，弟兄之间进行战争的恐怖，消息可疑而引起的不安，时或发生而又无规律可循的事件，
这些都不分昼夜地临到我头上，又离我而去，
但这些都并非那个“我”自己。
虽然受到拉扯，我仍作为我而站立，
感到有趣，自满，怜悯，无所事事，单一，
俯视，直立，或屈臂搭在一无形而可靠的臂托上，
头转向一旁望着，好奇，不知下一桩事会是什么，
同时置身于局内或局外，观望着，猜测着。
回首当年我和语言学家和雄辩家是如何流着汗在浓雾里度过时光的，
我既不嘲笑也不争辩，我在一旁观看而等候着。
后记
诗人C.K.威廉姆斯开始他关于惠特曼像书一样冗长的沉思，思考“他的音乐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代代读者和作家。一个平凡的送报员，有时他是一个木匠，是怎样成为一个诗人且处于美国身份认同的核心位置的？威廉姆斯认为“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当他第一次凭直觉感受到、听到、知道语言及韵律诗节奏的起伏、跳动、膨胀、席卷，它就成为了他的媒介、他的战车——只是试图想象他有意识地设计这些就几乎像他发现了它们一样令人震惊了。”但是他确实发现了它。诗歌的第四节透露出他处于文学学徒身份时，惠特曼与“语言学家和雄辩家是流着汗在浓雾里度过时光的”，作为年轻的诗人不顾一切地寻找他的声音。他所学到的是怎样“观看和等待”，保持部分的想像力游离于“消息可疑而引起的不安”之外而获得自由，以一双敏锐的眼睛观察他周围的世界，用力倾听生活中各行各业的男人与女人的声调以便带着对其应有的尊重在诗歌中书写他们。
在前一节中他的发现发生了变化——“我和这里的神话并立”——打开了第二节“虽然受到拉扯，我仍作为我而站立。”我们注意到他没有写“我是谁”而是用了“我作为我”——自己被逐字逐句地构建起来，他与人群保持着距离，观看和思考。这是一个国家民主实验的代表性诗人，他直到第二十四节才命名他自己，这时他成为了我们所有人：“惠特曼，一个美国人，粗人中的一员，一个宇宙。
问题
你能够想象时代让你感到“同时置身于局内或局外”，同时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吗？这样对自我双重定位的优点和缺陷是什么？